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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讲中国话语 彰中国特色 显中国风格 ——上海社科界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理论研讨集萃

发布日期:2012-12-20

当好桥梁
沈国明

    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之后,上海市社联举行了系列研讨会,来自高校、研究机构、党校、政府和军队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热烈争鸣,形成一定共识,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将相关的研究引向深入。

    社联作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学术团体,是党和政府联系社科界知识分子的桥梁和纽带,有责任推动社科界深入学习宣传十八大精神,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从而促进全社会形成共识,凝聚力量,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做出社科界应有的贡献。

    首先,引导学术社团和广大社科界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十八大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这给今后中国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目标和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唾手可得的事,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很多,墨守成规不可能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社科工作者要提高参与这项伟大事业的自觉性,发现并深入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各种问题,解放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和成功提供理论支撑,为化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寻求对策,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社联应当明确自己的历史责任,充分发挥学术社团的积极作用,动员和凝聚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十八大要求的精神状态,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多做贡献。

    其次,要搭建平台,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营造合适环境和氛围。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介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当前,普遍存在政府部门与专家学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致不少所谓研究成果出现 “空对空”的弊端,即与社会实际情况贴得不紧甚至距离较远,这样的成果对实务部门少有参考价值。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的责任更大些。政府部门要将他们当做自己人,向他们提供相关信息。学者也应当深入实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需要探索,不深入实际,光以西方的经验说事,的确会出现社科研究与实务工作 “两张皮”、“鸡同鸭讲”等问题。社联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搭建共同参加讨论的平台,让学者的真知灼见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第三,要推动社会科学工作者“走、转、改”。十八大提出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帮助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我国的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话语权,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当前,全社会有很强的文化需求,特别是有理论需求、社科知识普及的需求,应当提倡社会科学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尤其要在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过程中,深入了解社会需求,了解社会现状,了解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从而形成合适的研究选题、形成合适的研究方向。社联将与相关社团进一步形成共识,为学者深入实际创造条件,提供各种服务。
    (作者系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

坚定道路、理论、制度自信
陈锡喜  王建国

    实现民族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两个阶段性目标:一是在建党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十八大报告在谈到这两个目标时,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三个自信”来表达中国共产党所承担的责任和信念。

    道路自信,是坚信我们选择的道路,既符合时代特征又适合中国国情,相对于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具有新的优势,其独特性中蕴涵着丰富人类文明大道的重要价值。理论自信,是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精神和人的解放的指导原则,是科学性价值性的统一,具有相对于其他现代化理论的比较优势。而且这一理论的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特质,使它具有应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各种新挑战的能力。制度自信,是坚信我们在道路选择和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发展成就的制度化体现,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同样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总体上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关系中,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道路的开辟决定了理论的创新。从三者关系来看,理论自信是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坚持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涉及政治信念和立场问题。而立场坚定取决于思想清醒,思想清醒则取决于理论彻底。我们的理论在面对社会现实热点、思想理论难点和群众困惑疑点时,只有能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更准确地揭示实际问题、更深刻地批判社会矛盾、更科学地把握未来价值,使之真正具有解释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才能不畏任何风险所惧,避免走老路或邪路的干扰诱惑。

    确立“三个自信”须以几个自觉为前提。这里的“三个自信”,是确信我们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选择,是基于中国历史、现实和当代世界潮流所具有的比较优势,而并非从社会主义概念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中演绎出来的独断论的判断。因此,这样的自信,需要以自觉为前提。首先是改革的自觉,即通过反思意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中形成的其他道路和制度的优秀成果,通过彰显政治勇气和智慧,增强体制改革的自觉性,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民主政治体制,创新文化发展体制,构建社会建设体制,建立生态文明体制。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自觉摒弃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绝对普遍主义”阐释的观念,看到人的主体性、选择性以及历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才能提升中国道路的理论特色,增强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各种矛盾的解释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当代世界各种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交锋中,增强对话能力和增加话语权。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中国经济:从新共识到再行动
权衡

    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社会利益和结构比较单一,人们对各方面的看法和认识,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等,比较容易达成一致认识。但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一个共同的感觉是围绕增长和发展问题,意见分歧多了,争论讨论多了。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进步。但就中国经济问题,如果一味停留在分歧甚至无休止的争论上,可能会错失发展机遇甚至 “空谈误国”。近几年,以下几方面问题尚未形成基本认识:

    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可否持续高增长?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性增长因素所致还是趋势性变化因素所致?是外部欧债、美债危机冲击还是中国经济内部出现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传统要素驱动模式及与之相关的体制机制条件难以为继,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在哪里?这是一个关系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模式选择问题。

    三是深化改革的新动力在哪里?

    四是由于中国长期发展过程中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中国能否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而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哪些因素可以支撑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目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仍缺乏共识。

    正当面对上述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出现困惑和分歧的关键时刻,十八大围绕经济建设命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这些新思想和新观点是全党集体形成的伟大共识。有了共识,就可以真正行动起来,实现“实干兴邦”。

    一是经济增长的新共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和潜力仍然很大,但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这些新动力就是通过培育人力资本、拓展教育、科技进步和体制创新,形成人力资本新红利,替代即将失去的人口红利。

    二是深化改革的新共识。改革是未来最大的红利。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继续深化改革两大重点领域尤为关键:一要深化微观领域内生产要素体制机制改革,实现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二要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型,加快构建服务型政府。

    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的新共识。未来中国必须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四化融合中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发展。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目标。

    四是收入分配的新共识。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实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统一的基础上,努力推动更加公平的经济增长。走出单一的增长优先目标与单一的分配优先目标的简单争论,走向更加现实的公平型经济增长。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规范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
程竹汝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为此,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更加系统、更加现实的应对措施。

    一、以权利约束权力。报告提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把公民的四权定位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有效性的保障,是十八大报告相对于历届党代会报告在认识上的一个深化和进步。公民四权氛围的形成既是强化各种监督形式的动力和压力,也常常是启动具体监督程序的直接材料和原因。没有公民四权作为人大监督和各种专门监督的社会环境,人大监督和专门监督权的行使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改变目前监督弱化状态,强化人大监督和各种专门监督作用的基础性工作之一就是,必须重视培育我国公民依法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兴趣和能力。

    二、以权力约束权力。报告提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我国国家机关的组成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非分权制。但在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国家权力体系以及各权力子系统均存在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种权力之分。深圳等地近些年进行的行政改革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显然,报告提出的三权“相互制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合理成果的汲取;而“相互协调”则体现了中国特色,兼顾了效率,防止过度的相互制约陷入无休止的扯皮。就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来说,三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更高、更全面,对相关制度和体制安排的系统性要求必然更高。

    三、用“阳光”规范权力。报告提出,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运行的公开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当然逻辑,是人类历史证明的实现权力运行规范化的基本经验。权力运行公开——社会舆论——民心的延展逻辑,构成了实现权力规范化的有效途径。2011年,各地区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130多万件,中央部门办理依申请公开事项3000多件。多数中央部门和地方公开了财政预算、决算和“三公”经费使用情况。权力运行公开正在重塑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态。

    四、用“多元监督”规范权力。报告要求“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综合运用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质询被放在第一位是有道理的,它是宪法和监督法赋予人大监督权的基本形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质询案从无到有,影响虽然越来越大,但在数量上仍属个案范畴。相较于各级人大监督对象的“一府两院”及其所属部门、官员的数量,作为监督基本形式的质询案数十年来仅发生过寥寥数次,可见健全质询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部主任、教授)

重视培育文化自我意识
杨国强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一个涉及文化自觉与中国人自我意识的重大课题。

    今日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讲中国的崛起。就我个人而言,更愿意选择前一种表述。因为崛起的主体是陌生的,是需要审察认识的;而复兴的主体则是重新归来者,自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可以供人温故知新。近日,施密特与基辛格对话共论中国,他直白地说:纵观中国历史,从未有抢夺别国领土的传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和平的大国,我并不认为中国会背弃这一伟大传统。施密特信任中国,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值得信任的历史传统,并因而有一个可以认识的本来面目。

    19世纪之前的千年岁月里,中国人曾以自己的文化深度影响周边,以至于辛亥革命后十年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犹直言日本文化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与这种以文化影响周边的历史相比,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近代化历史过程起源于向西方借法。中国人先后以日本为师、以美国为师、以俄国为师。与此相伴发生的是,外力逼迫下的中国人急迫地向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追究积贫积弱的责任,从而催化出20世纪反传统之传统。

    比之日本明治维新,一面接入“文明开化”,一面又守定形成于自身历史和文化之中的“和魂”,中国人的这种引西潮反传统是一个深度搅动的过程。其直接的后果是,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文化上已然丧失自我。曾经在两千多年岁月中,以文化影响了东亚的中国人不得不转过身来,变为文化上的被影响者和被支配者。本应承担文化自觉的知识人,也成了最难自立骨架的群体。这种惯性至今犹未消失。

    30年来我以读史为业,多见西人说冲击反应。如,西人说在中国发现历史,我们也跟着谈在中国发现历史;西人提倡社会史、区域史、新文化史、生活史和后现代主义,我们也跟着讲社会史、区域史、新文化史、生活史和后现代主义。产出于西方世界的这些流派和理论不是没有道理,但它们的问题和理路都来自于“异国”,未必都是中国人的问题和理路。现在有人说,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更深入。这其实不值得太过高兴。19世纪以来的近代化变迁带来的仿效西方和历史脱节,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脱节,沿海和内地脱节,城市和农村脱节,制度、思想的变迁和社会的基层结构脱节。这种倒置显然是不妥的。

    事实上,30年来出自西方的各色史学流派和理论潮来潮去,但留下来的、稳定的和可传承的其实并不多。原因所在,一方面是彼邦的史学流派和理论自成一种尺寸,而没有办法罩得住中国历史的事实以及中国人对这些事实的深度思考;另一方面是效仿的一方太过全神贯注地跟着走和照着做,逐使其本有的合理性始终成为一种不能内在化而进入中国历史中大问题和核心问题的“夹生东西”。跟着走和照着做,显然都缺乏文化上的自我意识,必须引起重视。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形成国家与社会互为依赖新型关系
黄晓春

    十八大报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是明确提出了 “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并涉及社会管理体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社会组织体制和社会管理机制四个维度。这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宏观制度环境已经基本成型。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分化,公民意识日渐崛起,中国社会开始直面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即如何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兼顾秩序与活力的社会生活新格局?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必须形成一种新型的国家主导下的多元治理格局。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有效改善国家的治理能力,更好地应对复杂社会和风险社会的挑战;另一方面,又能激活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促成社会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与合作,进而形成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互为依赖的新型关系格局。

    这一问题在近十年间不仅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也开始进入到公共管理部门的视野,并得到国家政策体系的关照。然而,从近年各地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治理转型仍面临一些深层次的重要问题。首先,党委和政府以外的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仍普遍缺位。近年来,虽然各地都鼓励社会组织发展,但有相当一部分的社会组织仍主要活跃于互益性领域,它们在公共空间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因而无法在更深的维度上发挥社会协同的效能。此外,部分由政府部门所孵化的社会组织自主性有限,它们在参与治理时常常缺乏社会组织应有的活力及社会代表性。其次,多中心治理格局必然要求形成某种稳定的横向协商秩序。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横向协商秩序大多建立在法律保障的基础之上。由于现实中此类法律保障的缺失,当前我国多元治理的基本秩序基础也显得较为薄弱,甚至会被自上而下的科层体系所替代。再次,新型治理格局在本质上强调通过相互协商、理解和妥协来调节社会利益结构,进而形成社会矛盾化解的新机制。但在实践中,一些政府部门更习惯于用行政化手段来解决矛盾和进行社会管理,相关机制的运作空间受限。由此可见,当前社会治理转型还需更为系统的制度环境作为支撑。

    基于上述回顾和分析,我们不难理解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体制改革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一,报告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首创性地提出“法治保障”。这为多主体参与合作治理提供了基本的行为准则,并定义了它们之间合作秩序的性质。第二,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这一论述在内涵上远比通常所说的发育社会组织要更为丰富。因为,它不仅涉及到社会组织的规模发展,还涉及了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间的边界设定乃至运作价值和主体性位置。第三,强调“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意味着对以往“头疼医头”式社会管理运行机制的全面超越。在这一情境下,多元利益协调机制作为现代社会的矛盾源头治理机制将得到更好发展。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找准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戴星翼

    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并把“美丽中国”确定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由生态文明出发,我们需审视发展观、幸福观、价值观,选择适合国情的生活、生产方式。

    其一,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任务中,报告要求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理论上,城市化整体上是节约土地资源的。这就意味着,大量被低效利用的工业用地及被各类建设泡沫占据的土地,在合理的制度安排下,可以还给农业、还给自然。

    其二,报告要求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必须指出,粗放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拉动上游高耗能产业的迅猛扩张,是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和环境污染加重的重要原因。同时,大量出口导向的加工业滞留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导致有人抱怨“污染留在中国、财富流向西方”。所有这些,都需逐步改正。

    其三,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这意味着,下一阶段要以恢复和提高国土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为目标,进行大规模的投入。

    总的来看,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其基本路径是“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的融合,意味着要通过优化经济生产方式、发展方式,自动获得环境收益,同时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乃至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型。要真正将人的发展、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作为发展的目标,推动绿色经济和绿色技术的成长。事实上,广义的技术进步是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任何真实的技术进步都必然含有能效提高和物耗下降的成分。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研发,以有限的资源环境要素创造更高的价值。

    生态文明与政治建设的融合,意味着要以生态文明的要求推动政治体制的完善,并在这种完善中获取生态收益。重点聚焦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和改革,如政绩考核机制、财税制度、政府公信力等。

    生态文明与社会建设的融合。以垃圾分类为例,政府积极介入,也有多达80%的居民明白垃圾分类是怎么回事,但由于缺乏社会组织和动员机制,实际参与率却很低。显然,社会的组织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人们广泛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要素。

    生态文明与文化建设的融合。如果拜金主义、享受主义蔓延,必然造成物欲横流,这会从根本上扭曲人的行为,助长对环境和自然的破坏。而建设“美丽中国”,将让广大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更为丰富。

    (作者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建构复合型党群关系
郑长忠

    十八大报告指出,“党坚强有力,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国家就繁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从党的建设理论角度看,“党的坚强有力”涉及政党自身建设,而 “党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涉及党与群众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一个抽象的总体目标,更是一个具体的现实内容。作为现实内容,密切党群关系需要差异化地与不同群众间按照不同逻辑建立具体关系。具体来看是指,党组织应与社会中处于不同生存形态下的人群,遵循其行动逻辑与其建立相应的关系,形成复合型党群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单位社会体制条件下,社会成员与单位之间存在着高度利益相关性,可以将处于这种依附性生存状态下的社会成员称为单位化群众。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成员与职业组织之间主要是通过契约方式建立起关系,可以将其称为原子化群众。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全球化进程加快,特别是在网络技术的催化之下,大量单位化和原子化的个体,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中,在自我力量或社会性力量推动下结成了数量巨大的社会组织,可以将其称为自组织化群众。处于不同交往方式和生存形态下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行动逻辑。这要求党组织要与处于这些状态下的群众建立关系,就必须采取与他们行动逻辑相匹配的原则和方式。由于上述三种生存形态同时并存,甚至有的人还兼具双重状态,复合型党群关系在具体内容上就包括党组织与单位化群众、原子化群众和自组织化群众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具体关系。

    新时期党群关系的有效维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需要相应的党的组织形态予以支持。上海本世纪以来构建了区域化大党建格局,在组织形态上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和单位社会体制所形成的党的组织内体制区隔,使党组织能够与单位化群众以及原子化群众之间建立相应关系。但随着数量巨大的社会组织生成和自组织化群众的出现,上述创新的局限也开始显现出来。根据复合型党群关系构建需要,应该推进区域化大党建格局的进一步创新。其中,关键点有二:一是着眼于政党整合社会组织体系的建构和发展,有效发挥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基层整合社会中的功能,以增强对不同人群的整合的针对性;二是构建枢纽型党组织,为有效与三种生存形态的群众建立关系奠定组织基础。

    (作者系复旦大学“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基地副主任)